k8凯发他们被丹青记录在典籍里，笔墨写进小说话本里，在一代又一代说书人口中流传，又生长出新的形象；他们的存在给予后世无穷尽的想象，成为影视剧主人公、游戏人物、漫画形象、创意灵感，强势进入我们的街巷、语言，甚至是生活习惯……

　　不过，即便传世文献与演义故事浩如烟海，出土文物的一次次亮相，仍然是接近他们人生的最直接的通路。

　　汇集了国内18个省市自治区、36家文博单位的160余件（套）精品文物的《大三国志》展，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展出近两个月来，已经成为人们认识东汉三国历史的鲜活媒介。

　　每每看到这些文物，我们可能都会猜想，它们在历史中如何被塑造，如何被使用？它们的主人可能是谁？它们可能经历的是哪样一种生活？

　　展览期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与YOU成都联合出品了3个短视频，通过3件（套）文物，为我们讲述了东汉至三国时的3种生活：

　　传说中，司马相如从成都赴长安时，曾在城北一桥上题字：“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有司马相如这般乘“驷马”的志气的，后世也大有人在；晚唐诗人许浑赴京前，就写下了“应学相如志，终须驷马回”的诗句。

　　不同级别的官员出行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在汉代有严格的规定，《后汉书·舆服志》里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所以，司马相如确实是抱着封侯拜相之志前去长安的。

　　《大三国志》展中，有好几件“车马出行”相关的文物，比如铜车马仪仗俑队和车马过桥画像砖：一套出土于甘肃武威市雷台汉墓，一块出土于成都，但都很好地反映了汉代的乘舆制度。

　　全套的车、马、俑排列组合共99件，且为武装出行，场面之壮观为考古发掘中所罕见，被誉为“地下的千年雄狮”。

　　展厅里另一件“车马出行”主题相关的文物“车马过桥画像砖”，不仅反映了汉代的车马礼仪制度，同时也非常的具有成都特色。

　　画像砖上，两匹高头大马挽一有盖轺车，在桥上飞驰而过。马车上二人乘坐，右方是御马者，即现在的司机，左侧是一位贵族官僚。他们的后方还有一着官吏服装的人骑马随行。

　　“车马过桥”是四川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里常见的题材。马儿狂奔、飞扬，随骑紧紧携行，所经之处，尘埃狂卷。他们似乎从很远的地方奔来，在将过桥而未过的瞬间，仿佛被摄魂取魄一般，永远定格在了近两千年的时光里。

　　全世界精妙的工匠们似乎都懂得欣赏这瞬间的精彩，在这方小小的浮雕石砖里，有着古希腊雕塑一般的宿命感和力量。

　　《大三国志》展展出了好几枚印章，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代表军职的偏将军印，一是中央王朝赐给周边民族首领的印信。

　　《汉书》记载东汉初期的一位偏将军曾被“授兵二千人”，而在《三国志》里，东汉末年的偏将军领兵过万的已不在少数；与此同时，偏将军在东吴更是成为能够屯据一方、独当一面的重要职务。

　　关羽曾在被曹操生擒后“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作为赤壁之战、南郡之战胜利的最大功臣，周瑜被拜为偏将军，“士众四千余人”；马超、赵云、陆逊、吕蒙等等我们喜爱的三国英雄们，都曾在“偏将军”这个军职上，为各自的势力立下过汗马功劳。

　　与偏将军印及其赫赫战功对应的，是赐给归顺首领的印章。在《大三国志》展厅里，就有两枚这样的印章，一枚是“魏归义氐侯”金印，一枚是铜孟腾子母印。

　　“魏归义氐侯”金印，钮上是一只跪卧状双峰骆驼，身下有圆形穿孔方便系带。印面镌刻着小篆体的“魏归义氐侯”几个字。这是曹魏王朝颁赠给地处西北、归顺中原的氐族部落酋领的印信。

　　“铜孟腾子母印”，印章主人孟腾有可能是南中将领孟获族人。在刘备去世后，南中大姓，丞相诸葛亮南征，终平定，还留下七擒七纵孟获的传说。

　　这枚印更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枚子母印。子母印起源于汉代，盛行于魏晋，小印可以嵌套进大印中，故称子母印。

　　“孟腾子母印”的大印印文为“孟腾之印”，小印印文为“孟腾”，这对印章也是以南中孟姓为代表的西南地区的人群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实证。

　　《大三国志》展也带来了好几件与玉石相关的文物，我们格外关注其中的两件，一盏白玉杯和一件铜缕玉衣：

　　从展厅里这件以鎏金铜缕穿缀2008片玉片制成的铜缕玉衣即可看出，汉代流行厚葬。这与汉代人的生死观有莫大关联。

　　古代中国文化中本就有着普遍的长寿，秦始皇、汉武帝两位对后世影响至关重要的皇帝对于“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执着，更是在后世扎下了深深的渴求形体不朽和把快乐延伸到来世的根基。

　　于是，在展厅里我们即可看到东汉时的陪葬器物异常丰富k8凯发，比如住的高楼一定带有粮仓，这还不够，还有仆人仿佛扛着米袋。“事死如生”，死后的生活几乎已经完备无缺。

　　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等丧葬敛服的出现，也是因为汉朝宫室相信玉具有防腐功能，可永保死者生前的原貌，由此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受生活。

　　与汉代的“厚葬”相对的，是曹魏倡导的“薄葬”。从一只白玉杯，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待来世的朴素观念。

　　这只白玉杯出土于洛阳市曹魏正始八年墓，是目前我国出土的唯一一只曹魏时期的白玉杯。它一般被认为是一件实用器，而且是一只酒杯，墓主人在生前也十分喜爱k8凯发。

　　这只酒杯由新疆和田白玉加工而成，通体温润洁白，杯壁厚薄均匀，无任何纹饰，体现了当时推崇简朴自然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与曹魏提倡“薄葬”是一致的。

　　从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曹植的“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再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魏晋名士因为渴求建立不朽功业而自由自信、情感飞扬，因为人生苦短时不我待而慷慨悲歌或纵情享乐，因为现实残酷而避难或超脱成仙的群像，在此时即被立了起来。

　　从带着神秘色彩的沟通人神的中介，到作为符号在各种仪式礼仪上的使用 ，一直到曹魏时期，玉石的神秘色彩才逐渐消隐，成为日常生活的实用器或具备审美价值的工艺品。

　　通过一件件具体的出土文物进入历史，那么历史就不再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更不再只是大事件的干涩罗列——我们走进武侯祠的展厅，就是要再次闻到白玉杯中的酒香，听到车马过桥时激荡的鸾铃，甚至用眼睛触摸到将军甲胄上的裂痕。

　　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甚至是不那么熟悉的身影，都在森森柏树的伞盖下，把他们的生活，向我们一一道出。

　　4.周舟 郑媛媛 秦欣欣：《偏将军印章和别部司马印考释》，《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9年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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